李鸿仪
　　一，中国现阶段腐败产生的制度根源
　　一般而言，政策和制度的实际效果既和政策和制度本身的合理性有关，同时也和执行者的素质有关。
　　在中国，很多政策、制度, 均对执行者的素质有较高的要求。因此，政策和制度的实际效果更多地依赖于执行者本身的素质。 当然, 如果执行者的素质较高，对政策、制度的贯彻执行是有好处的。这时，即使政策、制度本身不够完善，也不一定会有不好的结果。
　　于是，政策和制度本身的严密性似乎变得不那么重要，久而久之，人们对政策和制度的严密性也就不那么在意了，各种政策和制度的不严密性也因此长期存在而未能得到及时的纠正。
　　然而，人无完人，尤其在不很成熟的市场经济中，政治和经济活动未能最大限度地分开。这时，并不是所有的执行者都能抵挡住和经济活动有关的各种诱惑。于是，有一部分人开始利用政策和制度的不严密性，用手中的权利在经济活动中为自己谋私利。这种行为有的表现为非法的贪污受贿，有的则表现为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自我倾斜现象。如果这些行为得不到及时的制止和惩罚，腐败就开始蔓延了。
　　
　　二，反腐败的制度保证
　　要从根本上制止腐败，首先必须对政策和制度的严密性有高度的重视，使政策和制度的实际效果主要依赖于其本身的合理性，而和执行者的素质无关或关系不大。这样，即使有个别执行者心术不正，也难以利用权力谋私利。西方政治中有这样一种观念，即使坏人当了总统，他也干不了坏事，至少不可能干很多坏事。这种观念其实是法制观念的一种体现，值得我们借鉴。
　　为了做到这一点，作为制度的一部分，反馈机制是必不可少的。反馈一词源于控制论，其原意是根据执行结果来对执行指令进行修正，以保证设计者原意图的正确实现。
　　各种监督机制可以看作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反馈机制，其目的是保证政策、制度的实行结果能和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相一致。如果没有各种监督机制，或者监督机制不完善，则政策、制度的实行结果将难以和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相一致，社会的稳定性也无从得到保证。
　　从原理说，监督既可以是自下而上的，也可以是自上而下的。民主选举、民主监督、独立于行政机关的行政诉讼、舆论监督等是自下而上的监督；各种视察、工作检查则可以看作是自上而下的监督；举报、信访等则可以看作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监督机制。
　　在目前，执行干部的任免主要是由上级领导决定的，因此，在目前情况下，最为有效且最容易建立的是自上而下的监督。然而，目前这种监督机制并不完善，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从而使腐败现象得不到有效的遏制。
　　因此，在目前的中国，当务之急是尽快建立起完善的自上而下的监督机制。例如，中央可向各省（直辖）市派出常驻人员或机关，各省（直辖）市可向下一级的党政机关派出常驻人员或机关，以此类推，形成一个自上而下的、严密的监督体系。
　　为了保证常驻人员或机关本身不腐败，必须有相应的纪律和机制。例如，常驻人员在同一地区的任期既不能太长也不能太短：太短了工作不能深入，太长了则存在被收买的可能。常驻人员或机关的人事关系必须和被监督机关独立；互相之间不能有工作之外的接触；既要保证监督的有效，又不能干扰被监督机关的正常工作。
　　在现阶段中国，若能建立起这样一种监督机制，只要上级机关本身是廉洁的，则下级机关的廉洁也是可以得到保证的。
　　上述监督机制虽然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防止腐败，但仍然是不严密的。这是因为，如果上级机关本身不廉洁，对下级的监督就很难有效。因此，为了从根本上防止腐败，从战略角度看，光有自上而下的监督是不够的，自下而上的监督也必须逐步完善起来。当然，对于自下而上的监督，其改革力度很大，而且很可能会牵涉到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执行起来相对较难，可能会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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