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为民讨工钱之遐想
文章作者：天剑
发表时间：2004-02-07, 13:27:45
文章内容：

据北京娱乐信报2003年10月28日报导，温家宝总理于10月24日下午到重庆万州云阳县人和镇龙泉村10组考察时，村民熊德明提到爱人李建明有2000多元的工钱已被修建新县城中心广场阶梯的包工头拖欠一年的事。温家宝在见到县里的负责人后，追问了此事。结果，当天夜里11时多，熊德明和丈夫拿到了拖欠的2240元务工工资。总理的一句话，解决了普通农民一年的期盼。一时间，此事被传为美谈。其实，总理之亲民，早有耳闻，这样的举动完全在意料之中。百姓当为有这样的总理而庆幸。同时，在一个号称法治的国家，我们也有理由为这样的现象担忧。由此，有了一些胡思与乱想。

第一：是人治还是法治？

我们一直在追求法治，从“以法治国”一直发展到“以法治市”、“以法治县”，甚至出现了“以法治厕”，可见，法治的精神已经深入到我们社会的每个角落。不少领导，面对媒体，左一个依法办事、右一个遵纪守法。可隐隐然，我们似乎没有感觉到那么强大的法治精神。难道，我们只是躲在法治阳光照不到的角落里的一小撮人吗？常听人说，现在的媒体厉害。确实如此，不少惊天大案要案都是由媒体揭开冰山之角。但仔细一想，事实并非如此。以“焦点访谈”为例，各地的不法分子通常是谈“焦”色变，但要不是因为朱总理经常看“焦点访谈”，他们才不怕你这个老焦呢。无冕之王，说白了，不过是狐假虎威罢了。如果上级领导不把媒体当回事，这些人才不会给记者好脸呢。那么，领导能不把媒体当回事吗？当然能了，因为，领导看问题的层次高，分析问题的水平高。比如说，媒体说是国有资产流失，可在领导眼里，恰恰就是盘活国有资产；媒体说是暴力拆迁，可在领导看来，恰恰是办事有魄力，敢于拨钉子户。媒体再怎么说，你能怎么样？难道人大敢免职不行？再说了，就算你能免掉我市长的职务？你还能免我书记的头衔吗？在这地盘上，还不我说了算？因此，媒体得势的背后依然是对领导权力的顺从。这话扯得玩了点，就以温总理讨工钱为例，做的是个市政工程，农民讨了一年了，而且也不止这一户人家，难道当地政府及主管部分会一点都不知道？可为什么就是要不来了。同样是这些农民，同样是这些欠帐，温总理过问了，当晚就解决问题了。据记者报导，总理是下午5点30分以后才知道这个情况的，之后再见着县负责人，说了这事，按国家标准的工作时间，应当说，大家都已经下班了，可晚上11点，被欠的工钱就到了熊德明手里。显然，有关部门不仅是重视这个事，而且还不惜加班加点了。这种加班显然是有违常理了，不过，在电视里也常见，通常是当地政府负责人把部门领导叫来，然后说个“给你……死命令，应当……”，之后，这位部门负责人就把包工头叫来，斥骂一通，包工头就赶紧把钱送到当事人，临走时还会警告当事人几句。但愿云阳县的这则新闻别落入这么老套的模式中去。而且，这么快的速度办事，万一包工头与这户欠钱的人家还有一些其它的民事纠纷，按民法通则，是可以相抵的，但为了尽快挽回在总理那儿造成的影响，会不会又侵犯包工头的权益呢？根本来说，还是要讲法治。否则，总理没到过的地区的百姓怎么过日子啊？

第二：要有维权的勇气

在关于高级领导的新闻画面中，经常能听到领导与群众的对白，而且，每一次听起来都听熟悉，无非是：“感谢……，感谢……，还是……好”等等。特别是这些话从那些刚上学的娃娃嘴中吐出来时，让人感到极为恐怖。这不由得想起在学校时，一旦上面有领导要来调研，学校就会公布几个要求，印象最深的一条是，不允许到领导面前去诉说伙食不好。而且，领导照例是要找学生座谈的。于是，就得找那些听话的，政治觉悟高的同学去参会，象我等时发牢骚的，显然是不能列席的。你说，既然是领导下来调研，为什么不让反映实际情况呢？真是可笑。可这次会面中，熊德明提出了自己想要解决的问题，让人听来耳目一新。这一事件经广泛报导后，必将在全国形成很大影响，以后地方领导在对付首长调研时，在物色演员方面可得要狠下功夫了。要不然，有了维权勇气的群众可不好对付啊。不过话说回来，最重要的，还是切实为老百姓做点好事，那么，不管谁下来调研，也不管什么时间来，我想，多数群众还是会如实反映情况，为这些领导请功的。

第三：希望不要有打击报复现象

每个人都可能从狭隘的角度来分析问题，但对于领导，这个更为可怕，因为他手中掌握了权力。因而，时常出现一些打击报复的事。在总理讨工钱事件中，从过去习惯的角度看，当地领导无疑觉得丢脸了，那么，会不会在总理走后，把这丢的脸找回来呢？世人对待错误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停下来，改正它；另一种则是用更大的错误来掩盖它。结果，前者就成了圣人；后者就成了罪人。希望云阳县的领导能够成为圣人，至少不要成为罪人。

2003-10-29 北京

由“拖欠工资”所想到的

农民工工资的拖欠问题，已经嚷嚷了好多年，今年春节，这个问题显然已经激化到了顶点，随着温家堡总理下乡视察时一个村妇的大胆谏言，社会对此问题的各种关注都逐渐浮出水面。
然而，以农民工为代表的一个由农村涌入城市的庞大群体给城市和他们自身带来的一系列的影响又何止拖欠工资这么简单呢——

“外地人”的尴尬
以北京为例，现今的大都市里面，服务业，尤其是下层服务业的劳动力主要来自农村。这些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后，显然已经很广泛的占据了城市社会生活中的各个层面。春节即将到来，面对着没人送奶，没人做早点，没人给自己收拾屋子的尴尬和不便，市民们又一次感到了农村劳动力对自身生活的巨大影响。然而这并不妨碍极富优越感的市民们继续着他们对“外地人”的看不起以及对他们身上诸如不讲卫生，不讲文明等种种陋习的反感。的确，来自生产力落后的农村的务工人员们，确实存在着许多与这个大都市不相容的地方。由于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缺乏最基本的卫生常识和城市生活中的一些基本社会公德。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许多人穿着极不合身的诸如劣质夹克和西裤搭配皮鞋的浑身脏兮兮的人走在城市的街道上，这似乎已经成为了民工的标准打扮。而这更加使他们逐渐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但作为一个他们选择来此谋生同时也的确需要他们作出贡献的强势社会群体，我们的城市显然也没有为他们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城市的缺失
在我们的城市里面，一切的基础建设设施几乎都是为了在城市里土生土长，受过或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都市群体所准备，我们并没有为那些同样占据了很大人口比例的农村劳动力提供他们所应享有的一些服务。城市中的许多公共服务设施都缺乏对低教育水平群体的照顾，使得这些没有受过良好教育，没有见过什么市面的农民工们经常显得无所适从。中国的城市设施总是喜欢故弄玄虚，把许多简单事情弄的复杂，或者不把应该简化的东西简化。也许是想以此来显示设计者和少数会使用者的见识广博。这给文化程度普遍偏低，没见过市面的农村人融入都市社会制造了很多障碍，特别是当他们初到城市对周围陌生的一切还不很熟悉时。卫生间只设英文标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不知是高估了国人的英文水平还是故意想把不懂英文的中国人拒之门外。
当我们以城市人的审美观念鄙视着民工们衣服的土和脏时，我们是否想到，在这个城市当中，的确很难找到专门为他们提供款式合适并且价格低廉的衣服的消费场所。而住宿和劳动条件极差的建筑工地也很难满足他们洗衣服的基本需求。虽然我们的高档购物中心越来越多，但社会的多元性正在被逐渐破坏。没有人告诉他们不要随地吐痰，不要随地乱扔垃圾，不要很多人在便道上并排行走——这是他们在乡下大路上最常见的行走方式。只顾赚钱的包工头们是不会拿出一比钱来对民工们进行基本的城市生活守则的教育的。这些因素综合起来，让城市中的下层外地务工人员始终处于社会的边缘群体，他们的权益得不到保障，没有人真正关心他们，没有人真正为他们提供最基本的服务。他们的生存状况非常恶劣，因为难以通过正当渠道拿回工资，其中一些人不得不铤而走险走上犯罪道路，进行盗窃甚至抢劫，坑蒙拐骗者也大有人在。他们的种种无奈成为了城市人对他们敬而远之的原因，由此陷入了一个城里人与“外地人”互不相容的怪圈。

城市的宽容度
一个城市的发达程度，在很大意义上讲，取决于其作为现代化大都市的强大包容性。纽约作为一个公认的现代化国际型大都市，就是以它的社会宽容度著称。也就是说，任何一种社会类型的人，在纽约都能找到他自己的位置。虽然不是每个人的生活水平都能达到同一高度，但即使是在这个城市中生活的相对较为贫困的人，也不会觉得有任何的不方便。虽然不一定买的起名牌，但他同样可以买到价格低廉干净整洁样式合身的衣服；也许他吃不起大餐，但也并不会饿着，照样能荤素搭配的过日子，照样能喝可乐。并且那里的公共设施非常完备，到处都有傻瓜也看得懂的标识。在美国刷盘子的中国人，其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也就相对和北京的外地临时工差不多，但他们在美国显然要比临时工在北京生活得方便很多。这就是一个宽容度大的社会可以给不同阶级的人以归属感的原因。
而这恰恰是北京所最缺乏的。我们并不要求在我们这个发展中国家的首都也能达到纽约的生活水平，但是在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商业结构的设立等方面，我们的确可以也应该做得比目前的状况更加人性化，更加实事求是。不容忽视的问题是，高楼林立，变化日新月异的北京，在表面的繁华和现代下面，还有一个非常之大的社会群体，虽然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他们自身却始终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游走在主流社会的边缘，处境尴尬且艰难。他们的问题如不能妥善解决，将会给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带来极大的障碍。北京作为现代化大都市的定位也同样有待商榷了。